他的摩托车立在窗下,
一圈橡皮像帽斗
围住了前面的挡泥板,两只粗大的手把
在阳光里发着热气,摩托的
拉杆闪闪有光,但已关住了,脚蹬子的链条空悬着,
刚卸下法律的皮靴。他的警帽倒放在地板上,靠着他坐的椅子,
帽子压过的一道沟出现在他那微有汗水的头发上。
他解开皮带,卸下
那本沉重的帐簿,我父亲在算我家的田产收入,
用亩、码、英尺做单位。算学和恐惧。我坐着注视他那发亮的手枪皮套,
盖子紧扣着,有绳子连结着枪托。
“有什么别的作物?
有没有甜菜、豌豆之类?”“没有。”可不是明明有一垄
萝卜,在那边没种上土豆的地里?我料到会有小作弊,默默坐着想
军营里的黑牢的样子。他站起来,整了整
他皮带上的警棍钩子,
盖上了那本大帐簿,用双手戴好了警帽,
一边说再见,一边瞧着我。窗外闪过一个影子。他把后底架的铁条
压上帐簿。他的皮靴踢了一下,摩托车就嘟克、嘟克地响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