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想是很空洞的东西,对我来讲,理性比理想重要。我们不缺激情,不缺各种“主义”,也不缺盲目的行动。
成功不在于一时,而在于你能不能长久坚持;不在于个别的轰动事件,而在于你是不是默默地为了达到目标而努力。
登珠峰要面对什么呢?要面对荣誉。人都有虚荣心,这一点我看得很通透。我都登上珠峰了,我希望不希望自己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一套、五套、十套、十二套呢?我希望不希望公司的员工看到董事长在珠峰登顶了呢?当然希望了!但当这种荣誉和生命安危相冲突的时候,就要另外考虑了。但人往往不会意识到,面对镜头人一定会摆出“英勇姿态”。我非常清楚这一点。所以,我跟中央电视台的人讲:“不允许你们拍我,因为我知道我有虚荣心,你们一拍我,我就要撑起来,这样会把自己撑垮的。
短缺之下你才会发现,自己平时原来忽略了很多好东西,你才会珍惜人们之间的缘分,你会不计较原来你睚眦必报的东西。
人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。大家都知道我是喜欢照相的,还专门出了一本登山的影集。可是在登山途中,我专门躺在帐篷里休息,队员都纳闷为什么老王不出来拍照。为什么?要保持自己的体力。我最大的目标是登顶,其他多余动作都不做。所以我保存了大量的体力。
有人曾经问过我,帮助这些盲童高兴不高兴。我说:“看到别人的不幸,有什么可高兴的。”有人又问:“不高兴为什么还要去做?”我说: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做高兴的事情,那也太过浮躁了;人总要做一些不一定高兴,但是值得去做的事情。”这也就是我常常强调的,所谓做慈善其实就是:让无力者有力,让悲哀者前行;让有力者有爱,让幸福者沉思!
我觉得人要有理想,眼前做什么不重要。 我们往往非常在乎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做什么,实际上,这是不成熟的表现。你只要有理想,去做什么都能做好。我当兵的时候开汽车,要把汽车开好;复原之后无论是当工人,还是当司机,其实都不喜欢,但这是人生的一段经历,值得去做。
一是你可以不喜欢,但是你既然去做了,就一定要认真做。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一种积累,必须要相信这种积累对将来是有好处的。二是你要有强烈的求知欲。
关于人生,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:如果你对当下的状况满足,那一切就停滞了。
2003年攀登珠峰的队伍有7名业余队员,有几位一直被看好的队员没能登上去,大家不怎么看好的我却登上去了。
可作为一个习惯了强势,又愿意亲力亲为的人,免不了有伸手去指挥一把的冲动,如果继续在公司待着,肯定会没事找事。如何平衡理性诉求和习惯性的指手画脚呢?我选择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,离开公司,去大自然创造新空间来释放、折腾、证明自己,去游历西藏、登山探险,一离开就是一两个月。
在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中,往往是大股东同小股东进行博弈,管理层不参与博弈,只负责忠实地执行博弈结果。这样的过程中,大股东更容易处于优势地位。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,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处于分离状态,在公司日常运作中,职业经理人往往能发出更大的声音。尤其在股权分散的公众公司,管理层拥有很大的发言权。 如此一来,这次博弈变成了三头博弈:大股东、中小股东和职业经理人。从公司的长远利益计,管理层必须要公平地对待全体股东,甚至要弥补中小股东的天然弱势。可以说,管理层是在接受制度制约的同时,平衡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。
辞去了总经理职务那年,我48岁。这个年龄,对一个男人来说,辉煌时刻才刚刚开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仍有人问我当年怎么能够那么潇洒地说放手就放手。 一个人,无论有怎样神通广大的能力和用之不竭的精力,总有一天要离开,这是谁都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。万科不能是王石在的时候红红火火,王石不在的时候就走下坡路,如果是这种情况,这家企业是不成熟的。我不希望等到我做不下去了、眼睛看不到了才离开;越早放手,对我和万科就越有利。只有当我不在,公司仍然运转得很好,才更能显示出我的成功。
最后,我不仅成为7个队员中登顶的4个之一,而且全队中只有我没有受伤,完好无损地返回,甚至还有体力在回拉萨路上的山口飞伞。是因为我有更好的登山技巧吗?显然不是,而是因为我的生活阅历,使我以更专注、更谨慎的心态去攀登。
危机公关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高调应对,需要对公司同事、体制和文化有高度自信,同时需要勇气和决断。
你可以不喜欢,不热爱,但置身其中,直到找到你热爱的事业或职业前,应该全身心投入。人人都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并且能有一番成就。但在多数情况下,人对自己真正喜欢什么、终身职业从事什么,未必很清楚。在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什么之前,要把现有的事情做好,因为它们都是生活的体验和积累,会和日后找到的兴趣领域发生联系。
我见到C 的时候,她已没有了戚容,事情已过去多年,我上学时纷纷扬扬的传闻已归于沉寂。 那时我在B 城准备我的博士论文,C 和她的丈夫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,沿树林只消走上一刻钟。每天散步我们经常来往。 C 那时候刚刚开始学习电脑打字,我正做这方面的论文,无形中也就成了老师。C 的丈夫G 是个有点奇怪的人,他不拘走到哪儿都戴着一个烟囱形的帽子,有时还是牛仔布做的,使人想到那是一节裤腿,走到街上于是总会引起笑声,特别是那些德国的女孩子,经常会失声大笑起来。
好像 G 和C 都说起过一个有着旗人血统的女孩,他们把她叫英儿,说时带着熟识赞赏的神色。这不太可能。我对那个谈论北京传闻的同学说。据我了解:他们没有分开过一个月以上,G 夫人C 又是那么欣悦、端庄,讲究体统的人,他们可不是什么现代主义者,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事情,而且如果G 夫人不在家,G 就会钻进自己的屋子不出来。G 对他的夫人C 依赖到了惊人的程度,不要说是钱、钥匙、证件这样的事情,统归他的夫人掌管,就连他写信,出门找袜子、上衣,也少不了要向他的夫人请教。
在B 城谁都认为最可能来岛上看他们的是大鱼。大鱼是流体力学消波博士,可他痛恨他的论文,没人敢问,以至于最后谁也没弄清楚他到底研究的是什么。他心心念念的是回他的家乡中学,把他的音乐老师推到河里去。B 城的朋友凡去过他家的,几乎都看过一个他喜爱的录像,那里有一些长角龙虾在西南太平洋海底回游;他同样热烈地念念不忘的,是要去新西兰捉这些龙虾。 也许因为龙虾的缘故,有一个时期他和G 十分契合;他总是嘟嘟囔囔地请G 为他在岛上看看,有没有一块他的土地。 “他甚至和G 研究了一个计划,要在海边养鸭子。”C 说,“这是G要做而始终没有做的事。他们认为鸭子可以在海里吃鱼,节约饲料,然后上岸生蛋。”
有个情人是可能的。G 对女孩的想像力达到了无知的程度,他像孩子一样,因为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,就把她们抽象到浪漫的崇拜上去了。他绝对不会邀一个女孩去喝咖啡,即使有女孩子邀他,他也会皱皱眉。他只会站在课堂上神往地谈论关于“女儿性”的问题。他说女儿性情的时候,那副神情活像堂 吉诃德在丛林里乞求杜西尼亚的帮助;但是不可否认,他也确实写过一些情切意真十分动人的恋爱诗,颇让一些人倾倒,我们刚来B城的时候,还有人在烛光晚会上读他的诗,那两个读诗的都是女孩儿。